□ 李仲
　　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艰辛探索的奋斗历史，也形成了极其丰富的珍贵文献，是治党治国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对此，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研究员李颖以一个党史专家的敏锐、一个文化学者的担当，始终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如何用好这些珍贵文献，讲好党史故事，资政育人。而《文献中的百年党史》（2020年11月，学林出版社），就是她多年研究积累的力作。
　　作者立足文献，慧眼独具，精选了100个（组）重大党史事件，通过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方式，串联起中国共产党10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视角独特、全面生动，是一部简明百年党史。书中的100个专题对应了100年，在具体讲述时，又不局限于某一年份，而是特别注意大的历史背景，讲清前因后果等延展内容，实现了各专题间的流畅接续。
　　其中，1942年的“整风运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专题，就是从抗战爆发后，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写起，直至1945年歌剧《白毛女》上演。在为什么整风、整风的过程、整风的成效等叙述中，生动阐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文艺的方向、道路和未来的完整构想。这种各个专题单独阅读不觉突兀、有机顺畅的结构体系，不同于通常的章、节、目模式，更适合现代普通读者的阅读，无疑是大众化党史读物的创新和突破。
　　中国共产党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也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因此，书写党的历史应该高站位、宽视野、大格局，但叙述方式如果都从大到大，容易流于空泛。而作者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小切口带动大局面的写作技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邓稼先是“两弹一星”元勋的杰出典型代表。1985年11月1日，61岁的他工工整整地向组织填写了一份党员登记表。1986年7月17日，离世前的12天，他留下了人生最后的墨迹。正是从这两份手记切入，作者写下了1964年“‘两弹一星’——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专题，生动揭示了“两弹一星”英雄的卓越功勋，由此我们也能更加感性地理解什么是“两弹一星”精神。在这个专题最后，作者又引用了邓小平的讲话，对“两弹一星”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予以高度概况：“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书中呈现出的诸多生动小细节，从一个侧面记录了党的光辉历程，映射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正是这些小细节更能贴近读者、打动读者，产生了同频共振的作用，给人以温度和力量。
　　胡乔木说过，写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要写人民群众，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除了描绘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范，书中还充分利用各种文献颂扬了革命英烈、时代英雄、先进模范和奋战在一线的英雄群体。
　　红军师长陈树湘断肠湘江，东北抗联杨靖宇、八女投江视死如归，“狼牙山五壮士”砸枪跳崖，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牺牲的杨根思、邱少云、黄继光等战斗英雄，以及和平时期涌现出的先进人物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这些从普罗大众走出的英雄模范，事迹感人，承载着国人的集体记忆，筑成了一座座巍然不倒的历史丰碑。百年党史，因为有这些响亮的名字、生动的形象，而更加鲜活感人。
　　前辈陈望道曾就如何作文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简单说就是“人家看了就明白”“人家看了会感动“”人家看着有兴趣”。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之所以影响深远，无疑就是这一理念使然。依陈望道所说看《文献中的百年党史》，我们真应该为这种传承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