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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长安城遗址里的红色印记
□ 岳兰兰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赴同学邀约到母校天禄阁小学故地重游。为了“申遗”保护汉长安城遗址，位于未央宫遗址的九村寨和天禄阁小学都拆迁了。母校旧址上的天禄阁遗址却完全裸露出来，显得格外高大雄伟，当年阁台前的那座教研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国时期保护机构旧址”，另一块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天禄阁小学旧址”。
进门后我们发现，房屋四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文字等资料，记载着母校建校以来发生过的历史大事件。通过讲解，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禄阁小学曾是中共地下党情报站，其中一个叫“第五伯昌”的名字吸引了我，他是校友第五巧莲的祖父。
随后，我见到了第五巧莲。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对自己爷爷的情况知之甚少。她说，2011年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开馆仪式时曾邀请她，她因事没能参加，但她心里有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趟老家，弄清楚爷爷的革命史和家族的情况。去趟旬邑，我俩一拍即合。
我们开车一路向北，在旬邑县魏洛村找到了第五巧莲堂叔第五岁勤和堂弟第五书峰的家。通过第五巧莲堂叔、堂弟的口述以及马栏革命纪念馆的图片和事迹介绍，我们对第五伯昌的革命历史有了了解。
第五伯昌，字良栋，化名正德，1889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魏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1年，旬邑大旱，民不聊生。为维持生计，他的父亲出外做苦工，因病客死他乡，留下母亲和年仅12岁的第五伯昌等三个幼子艰难度日。由于家庭贫苦，他少年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当时渭北兵荒马乱，饥民遍地，平时喜欢武术拳脚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出勇敢正视困境、积极克服困难、坚强自立的性格。民国初年，第五伯昌受三民主义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毕墨轩部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被提拔为班长。但因不满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毅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地下党）书记许才升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委身份作掩护，在旬邑县城成立农民协会，之后又在旬邑县西区（张洪）建立农民协会。第五伯昌立即报了名，还说服亲朋邻里参加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区农协主席，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建设，建立旬邑县张洪区农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张洪区迅速形成“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局面，为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3月，第五伯昌请求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在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在他的宣传动员下，有40多名贫农参加了魏洛村平民夜校，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国民革命形势教育、了解中共政治主张、明确农民运动的意义。在此期间，第五伯昌同11名进步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旬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魏洛支部，第五伯昌任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改组为中共旬邑区委，1928年5月领导发动了以清塬区农民武装为主体的交农起义。起义当晚，第五伯昌作为骨干分子，参加了攻占国民政府旬邑当局县城及政权机构的战斗。随后，他奉命与程群骑马赴彬县泾河畔侦察国民党军动向，此日又与程百印、程永延一道率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30人，赴彬县黄家桥一带设伏警戒。同时，中共旬邑区委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再派出300人力，加强设伏警戒力量，防止国民党军突袭，巩固起义成果。
5月30日，因变节分子刘兴汉里应外合，彬县国民党军及旬邑县民团绕道抓捕了中共旬邑区委主要领导许才升等7人。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的游击队进行阻击，展开积极营救工作，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多处负伤的第五伯昌掩护30多名队员成功撤离，奔赴北山，营救行动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第五伯昌并未悲观失望。1929年初，他又主动寻找中共三原县委，对接组织关系。第五伯昌随即奉命赴淳化县白庙、薛家一带建立农村支部。他发展任连俊、李三合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共淳化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庙薛家支部。后来，第五伯昌受党组织指示回到旬邑，秘密恢复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就设在东关崔廷儒家，自己任社会委员，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为恢复党在旬邑地区的组织、开展活动打好了基础。
1929年，关中地区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颗粒无收，饿死的饥民随处可见。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云樵等赴三原县武字区等地组建灾民自救军，抗粮抗霸、惩办土豪劣绅。陈云樵为司令，黄子文为政委，政治部有习仲勋、第五伯昌等。筹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任主席，第五伯昌任副主席，灾民自救军改名为渭北游击队。后来，这场斗争在反动武装的进攻和叛徒刘遂儿的告密下，黄子文等同志遇难，第五伯昌所率领的旬邑同志也被打散。
1930年至1932年，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对当时党的组织进行整顿，清理党内动摇分子，继续发展农村支部。第五伯昌负责郝村等4个支部，又成立了芝村等7个农村党支部，动员了数十名有志青年加入陕甘游击队，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2年4月，第五伯昌侦察到，国民党旬邑县城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并及时将这一情报传递给陕甘游击队，游击队一举攻克旬邑县城。
1932年10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改编，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旬邑特支派第五伯昌代表党组织前往祝贺并给游击队授旗。当晚，他为陕甘游击队做向导，协助谢子长攻入职田镇，捣毁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成功擒获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人。
1933年，第五伯昌奉上级组织指示改名为第五正德，前往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柯家寨，以租地务农身份潜伏下来，并开了个面坊，以为西安城内送面作掩护，往返于城乡之间。第五伯昌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编入未央宫天禄阁小学情报站，会同吉午中、饶紫云夫妇、魏炳林、石凯夫几位教员身份的地下党员一起收集传送情报。
位于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贤庄，有一处中共“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个地方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红军西安联络处”更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那些年里，第五伯昌一直是这里的“送面”常客。他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频繁往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第五伯昌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大门，发现有可疑人盯梢，于是放弃向西直走，快速穿过十字街反向而去，成功甩掉“尾巴”后完成了情报传送任务。
1943年12月，薛樵（石恺夫）因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而处境危险，情报组请示中共中央社会部后，立即让薛樵速回延安避险。第五伯昌自荐护送薛樵回延安，一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多道封锁线，最终成功护送薛樵回到延安。直到1944年夏季，中共中央社会部才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送回西安。老战友习仲勋送他一匹大白马，进入西安后的第五伯昌乔装成国民党军官，骑着白马回到柯家寨，继续做情报工作。
因长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工作，第五伯昌积劳成疾，不幸于1947年2月病逝。
马栏革命纪念馆里，第五伯昌遗像下有一段这样的话：“第五伯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惧艰险、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一生，是一名朴素、纯粹、坦荡、优秀的中共党员，是一名值得旬邑人民纪念和怀念的人民勤务员。”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赴同学邀约到母校天禄阁小学故地重游。为了“申遗”保护汉长安城遗址，位于未央宫遗址的九村寨和天禄阁小学都拆迁了。母校旧址上的天禄阁遗址却完全裸露出来，显得格外高大雄伟，当年阁台前的那座教研室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民国时期保护机构旧址”，另一块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天禄阁小学旧址”。
进门后我们发现，房屋四面墙上挂满了照片、文字等资料，记载着母校建校以来发生过的历史大事件。通过讲解，我们了解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天禄阁小学曾是中共地下党情报站，其中一个叫“第五伯昌”的名字吸引了我，他是校友第五巧莲的祖父。
随后，我见到了第五巧莲。交谈中，我才知道她对自己爷爷的情况知之甚少。她说，2011年旬邑县“马栏革命纪念馆”开馆仪式时曾邀请她，她因事没能参加，但她心里有个愿望，有生之年一定要回趟老家，弄清楚爷爷的革命史和家族的情况。去趟旬邑，我俩一拍即合。
我们开车一路向北，在旬邑县魏洛村找到了第五巧莲堂叔第五岁勤和堂弟第五书峰的家。通过第五巧莲堂叔、堂弟的口述以及马栏革命纪念馆的图片和事迹介绍，我们对第五伯昌的革命历史有了了解。
第五伯昌，字良栋，化名正德，1889年生于陕西省旬邑县魏洛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1年，旬邑大旱，民不聊生。为维持生计，他的父亲出外做苦工，因病客死他乡，留下母亲和年仅12岁的第五伯昌等三个幼子艰难度日。由于家庭贫苦，他少年时只读了两年私塾。当时渭北兵荒马乱，饥民遍地，平时喜欢武术拳脚的他，在艰苦的环境下磨练出勇敢正视困境、积极克服困难、坚强自立的性格。民国初年，第五伯昌受三民主义等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加入毕墨轩部队，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被提拔为班长。但因不满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毅然离开部队回到家乡。
1926年秋，中共旬邑特支（地下党）书记许才升以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筹委身份作掩护，在旬邑县城成立农民协会，之后又在旬邑县西区（张洪）建立农民协会。第五伯昌立即报了名，还说服亲朋邻里参加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该区农协主席，积极参加党领导下的外围组织建设，建立旬邑县张洪区农民自卫军，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农民利益，使张洪区迅速形成“农民的事情农协管”的局面，为开展农民运动打下了基础。
1927年3月，第五伯昌请求旬邑特支书记许才升在魏洛村创办平民夜校。在他的宣传动员下，有40多名贫农参加了魏洛村平民夜校，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国民革命形势教育、了解中共政治主张、明确农民运动的意义。在此期间，第五伯昌同11名进步青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旬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魏洛支部，第五伯昌任支部书记，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7年10月，中共旬邑特支改组为中共旬邑区委，1928年5月领导发动了以清塬区农民武装为主体的交农起义。起义当晚，第五伯昌作为骨干分子，参加了攻占国民政府旬邑当局县城及政权机构的战斗。随后，他奉命与程群骑马赴彬县泾河畔侦察国民党军动向，此日又与程百印、程永延一道率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30人，赴彬县黄家桥一带设伏警戒。同时，中共旬邑区委又采纳了他的建议，再派出300人力，加强设伏警戒力量，防止国民党军突袭，巩固起义成果。
5月30日，因变节分子刘兴汉里应外合，彬县国民党军及旬邑县民团绕道抓捕了中共旬邑区委主要领导许才升等7人。第五伯昌与吕振邦、程百印、程双印的游击队进行阻击，展开积极营救工作，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多处负伤的第五伯昌掩护30多名队员成功撤离，奔赴北山，营救行动失败。
旬邑起义失败后，第五伯昌并未悲观失望。1929年初，他又主动寻找中共三原县委，对接组织关系。第五伯昌随即奉命赴淳化县白庙、薛家一带建立农村支部。他发展任连俊、李三合等人为中共党员，建立起中共淳化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白庙薛家支部。后来，第五伯昌受党组织指示回到旬邑，秘密恢复了中共旬邑特支，地址就设在东关崔廷儒家，自己任社会委员，负责联络和统战工作，为恢复党在旬邑地区的组织、开展活动打好了基础。
1929年，关中地区遭遇历史上罕见的大旱，颗粒无收，饿死的饥民随处可见。此时，中共陕西省委派陈云樵等赴三原县武字区等地组建灾民自救军，抗粮抗霸、惩办土豪劣绅。陈云樵为司令，黄子文为政委，政治部有习仲勋、第五伯昌等。筹建苏维埃政府，黄子文任主席，第五伯昌任副主席，灾民自救军改名为渭北游击队。后来，这场斗争在反动武装的进攻和叛徒刘遂儿的告密下，黄子文等同志遇难，第五伯昌所率领的旬邑同志也被打散。
1930年至1932年，按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对当时党的组织进行整顿，清理党内动摇分子，继续发展农村支部。第五伯昌负责郝村等4个支部，又成立了芝村等7个农村党支部，动员了数十名有志青年加入陕甘游击队，发展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2年4月，第五伯昌侦察到，国民党旬邑县城警戒疏忽、兵力空虚、防守不严，并及时将这一情报传递给陕甘游击队，游击队一举攻克旬邑县城。
1932年10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甲原改编，以壮大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旬邑特支派第五伯昌代表党组织前往祝贺并给游击队授旗。当晚，他为陕甘游击队做向导，协助谢子长攻入职田镇，捣毁国民党职田区公所，成功擒获国民党职田民团团长唐碧武等人。
1933年，第五伯昌奉上级组织指示改名为第五正德，前往西安市汉长安城遗址柯家寨，以租地务农身份潜伏下来，并开了个面坊，以为西安城内送面作掩护，往返于城乡之间。第五伯昌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后，被编入未央宫天禄阁小学情报站，会同吉午中、饶紫云夫妇、魏炳林、石凯夫几位教员身份的地下党员一起收集传送情报。
位于西安市北新街的七贤庄，有一处中共“秘密交通站”。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这个地方转为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红军西安联络处”更名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那些年里，第五伯昌一直是这里的“送面”常客。他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频繁往来，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第五伯昌刚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大门，发现有可疑人盯梢，于是放弃向西直走，快速穿过十字街反向而去，成功甩掉“尾巴”后完成了情报传送任务。
1943年12月，薛樵（石恺夫）因被国民党特务侦知而处境危险，情报组请示中共中央社会部后，立即让薛樵速回延安避险。第五伯昌自荐护送薛樵回延安，一路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多道封锁线，最终成功护送薛樵回到延安。直到1944年夏季，中共中央社会部才通过地下交通站将他送回西安。老战友习仲勋送他一匹大白马，进入西安后的第五伯昌乔装成国民党军官，骑着白马回到柯家寨，继续做情报工作。
因长期在艰苦斗争环境中工作，第五伯昌积劳成疾，不幸于1947年2月病逝。
马栏革命纪念馆里，第五伯昌遗像下有一段这样的话：“第五伯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惧艰险、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默默无闻的一生，是一名朴素、纯粹、坦荡、优秀的中共党员，是一名值得旬邑人民纪念和怀念的人民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