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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字里行间洞见大千世界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一本书的问世，大凡要经过创作、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才能到达读者手中。这些与书籍相关的从业者，可以广泛地称为“做书人”。今年世界读书日之际，记者采访了3位“做书人”，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与书的故事。
图书编辑李晶：1000次的自我重塑
成为图书编辑，对李晶来说，完全始于从小对书的热爱。
上小学时第一次考了年级第一，李晶收到的奖励便是一套《365夜故事》，标价5.5元。在2毛钱就能买一块烧饼的年代，高昂的书价给李晶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大后，她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买书上。大学毕业时，李晶选择到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当了一名图书编辑。
“读书能经历1000种人生，做图书编辑可能接触1000个顶级行业专家，学习1000种前沿研究，读过的文字、接触的作者都会让我不断地重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李晶眼中，背靠高校顶级专家资源，自己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财富。
《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专家李经纬教授所著，用李晶的话说，这是一部能看到交大人“听党指挥跟党走”精神内涵的作品。
为响应组织号召，李经纬从西北医学院毕业后，放弃了成为一名胸外科医生的梦想，参加了中医研究班，转而成为一名医史研究员。“那天，80多岁的李经纬教授从卧室里抱出厚厚一摞手写稿，里面梳理了他毕生积累的中国古代外科资料。”虽时隔8年，李晶仍能记得李经纬当时说的话，“只愿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近百年不公平评价中国医学史之陈腔滥调。”在北京拜访完李经纬，李晶立刻买了一个拉杆箱，把手稿整整齐齐码到箱子里运回西安。回来后，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专门成立项目专班，仅购买用来核实史实的各类资料就有500余册。
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出版，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书不曾评价中国古代医学如何，但用大量史料实证了古代中国外科学的光辉成就、先进学术思想、杰出的外科手术水平，这本身就是对中医质疑的有力回击。”李晶说。
2023年12月，由李晶策划的《向病而生——糖尿病的起源、治疗与重构》一书出版。作者王宏才出身中医世家，拥有40多年糖尿病临床工作经验，曾应邀前往6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
作者用整合医学阐释生命与健康，最初的书名叫《糖尿病的故事》。李晶说，但大家一致认为，书籍要向读者展示态度，既然疾病可能公平地出现在每个人身上，不如与疾病和谐共处，而后走向新生，最终书名被定为“向病而生”。
在与专家们的频繁交往中，李晶时常感叹于他们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他们的房间大多朴素，比如程莘农院士生前的房中就只有一把椅子、一张小四方桌和一个架子床，其他空间全部被书填满了。”
如今的李晶，立志践行“四力”打造更多精品出版物。为了保持高敏感度，她每天坚持学习，如果不出差，她会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三份：学习医学、编辑、作家等方面知识，处理书稿、进行文字工作，与作家、业内人士等进行沟通交流。
“编辑工作琐碎繁杂，对我来说却魅力无穷、意义非凡。”李晶说。
书摊老板王超：寻找痴迷文字的灵魂
4月19日，在西安市兴善寺西街一书摊前，书摊老板王超正在和老顾客杨鼎聊天。
几年前，王超把一本书卖给别人，杨鼎又从那人手中买回，靠着一本书让两人结识。杨鼎喜欢收集旧书，没事时经常到旧书摊闲逛，久而久之便和王超成了“搭子”。
在王超这里，一本二手书“周游一圈”再转回来也不算意外的事。“二手书上经常有印迹，比如上面写着‘1987年购于小寨书店’，流转回来的时候一翻看就知道。”王超说，为了保持这种特殊缘分，有的摊主会专门在书上贴上标记，便于淘书者认出。
王超与爱人也是因书结缘。四年前，王超爱人每周末都来小寨附近培训。“她是教育工作者，那时常在培训结束后来书摊买书，我从她买书的类型看出她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认定她是个好姑娘。”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随后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摆摊过程中，王超曾有机会做二手书籍的批发商，相比于一本一本的零售，批发会挣得钱更多，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摆摊的意义就在于能见到各种各样爱书的人，如果只做批发，这项工作的乐趣就会减少一半。”王超说。
王超喜欢和买书人打交道，也结识了不少书友。他说，书摊上有位相熟的老大爷，看书速度快，每个月来一次，一次要抱20本小说回去；还有人今天买本书回去，隔段时间又回来两本换一本，把书摊当成图书馆或者跳蚤市场。王超也乐得扮演图书管理员的角色，“相比于黄金时期，现在读书的人少了，但依然能找到痴迷文字的灵魂。”
王超是东北人，有事要回老家时，他也不收书，只把书摊用防水布一盖。最久时，书摊有一个月没人照看，但回来后书仍旧在。
作家黎羌：老先生的新尝试
4月9日，黎羌的长篇奇幻历史小说《丝绸之路之法显西行》，以长篇广播连续剧的形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随着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种阅读媒介的涌现，在创作之初，已过古稀之年的黎羌就决定完成两种体裁的文字稿，即小说和广播剧剧本。
在黎羌眼里，法显是丝绸之路的“拓荒者”——法显年过花甲，独自闯河西、上西域、游天竺、下南海，既走完陆上丝绸之路，又走遍海上丝绸之路。
问题在于，写作之前，黎羌的手头资料只有一部法显所著而且残缺不全的游记体《佛国记》，大量篇幅从西域、天竺写起，国内史地文化寥寥无几。此外，游记中法显人生从60岁左右谈起，青少年、中年、壮年经历几乎是空白。
“为何不将法显的人和事放在丝绸之路的名人轶事和名胜古迹的大背景之中？”一筹莫展之际，山西春秋音像出版社重大项目主任张熔给了黎羌启迪。
黎羌便在《佛国记》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晋书》《高僧传》《世说新语》《博物志》《水经注》等史地文化书籍丰富素材。
撰写两种体裁的文字稿，黎羌形容这是在“历史和现实文体的两只车轮上跳舞”。创作中，他一边查阅古籍，一边学习借鉴古今中外小说家的创作经验，一年多时间沉浸在丝绸之路古今人物的生活中，用这些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解构小说的人物故事，创作出了法显西行故事。
在写作之余，黎羌还专门汇编了东晋时期的年表和法显大事记，撰写了关于法显东亚之行的调查报告。
“20年前，我出版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中提到过法显，8年前，我去过法显在古印度、斯里兰卡的故地遗址，这或许是之前早就结下的缘分。”黎羌说，希望通过小说和广播剧，让法显更真实、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
一本书的问世，大凡要经过创作、编辑、出版、发行等环节，才能到达读者手中。这些与书籍相关的从业者，可以广泛地称为“做书人”。今年世界读书日之际，记者采访了3位“做书人”，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与书的故事。
图书编辑李晶：1000次的自我重塑
成为图书编辑，对李晶来说，完全始于从小对书的热爱。
上小学时第一次考了年级第一，李晶收到的奖励便是一套《365夜故事》，标价5.5元。在2毛钱就能买一块烧饼的年代，高昂的书价给李晶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大后，她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买书上。大学毕业时，李晶选择到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当了一名图书编辑。
“读书能经历1000种人生，做图书编辑可能接触1000个顶级行业专家，学习1000种前沿研究，读过的文字、接触的作者都会让我不断地重塑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李晶眼中，背靠高校顶级专家资源，自己有着别人无可比拟的财富。
《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专家李经纬教授所著，用李晶的话说，这是一部能看到交大人“听党指挥跟党走”精神内涵的作品。
为响应组织号召，李经纬从西北医学院毕业后，放弃了成为一名胸外科医生的梦想，参加了中医研究班，转而成为一名医史研究员。“那天，80多岁的李经纬教授从卧室里抱出厚厚一摞手写稿，里面梳理了他毕生积累的中国古代外科资料。”虽时隔8年，李晶仍能记得李经纬当时说的话，“只愿以自己的努力改变近百年不公平评价中国医学史之陈腔滥调。”在北京拜访完李经纬，李晶立刻买了一个拉杆箱，把手稿整整齐齐码到箱子里运回西安。回来后，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专门成立项目专班，仅购买用来核实史实的各类资料就有500余册。
经过三年的艰辛努力，《中国古代外科学文明》一书出版，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并入选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书不曾评价中国古代医学如何，但用大量史料实证了古代中国外科学的光辉成就、先进学术思想、杰出的外科手术水平，这本身就是对中医质疑的有力回击。”李晶说。
2023年12月，由李晶策划的《向病而生——糖尿病的起源、治疗与重构》一书出版。作者王宏才出身中医世家，拥有40多年糖尿病临床工作经验，曾应邀前往60多个国家进行学术交流。
作者用整合医学阐释生命与健康，最初的书名叫《糖尿病的故事》。李晶说，但大家一致认为，书籍要向读者展示态度，既然疾病可能公平地出现在每个人身上，不如与疾病和谐共处，而后走向新生，最终书名被定为“向病而生”。
在与专家们的频繁交往中，李晶时常感叹于他们坚韧不拔的学习精神，“他们的房间大多朴素，比如程莘农院士生前的房中就只有一把椅子、一张小四方桌和一个架子床，其他空间全部被书填满了。”
如今的李晶，立志践行“四力”打造更多精品出版物。为了保持高敏感度，她每天坚持学习，如果不出差，她会把一天的时间分为三份：学习医学、编辑、作家等方面知识，处理书稿、进行文字工作，与作家、业内人士等进行沟通交流。
“编辑工作琐碎繁杂，对我来说却魅力无穷、意义非凡。”李晶说。
书摊老板王超：寻找痴迷文字的灵魂
4月19日，在西安市兴善寺西街一书摊前，书摊老板王超正在和老顾客杨鼎聊天。
几年前，王超把一本书卖给别人，杨鼎又从那人手中买回，靠着一本书让两人结识。杨鼎喜欢收集旧书，没事时经常到旧书摊闲逛，久而久之便和王超成了“搭子”。
在王超这里，一本二手书“周游一圈”再转回来也不算意外的事。“二手书上经常有印迹，比如上面写着‘1987年购于小寨书店’，流转回来的时候一翻看就知道。”王超说，为了保持这种特殊缘分，有的摊主会专门在书上贴上标记，便于淘书者认出。
王超与爱人也是因书结缘。四年前，王超爱人每周末都来小寨附近培训。“她是教育工作者，那时常在培训结束后来书摊买书，我从她买书的类型看出她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就认定她是个好姑娘。”一来二去两人就熟悉了，随后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摆摊过程中，王超曾有机会做二手书籍的批发商，相比于一本一本的零售，批发会挣得钱更多，但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摆摊的意义就在于能见到各种各样爱书的人，如果只做批发，这项工作的乐趣就会减少一半。”王超说。
王超喜欢和买书人打交道，也结识了不少书友。他说，书摊上有位相熟的老大爷，看书速度快，每个月来一次，一次要抱20本小说回去；还有人今天买本书回去，隔段时间又回来两本换一本，把书摊当成图书馆或者跳蚤市场。王超也乐得扮演图书管理员的角色，“相比于黄金时期，现在读书的人少了，但依然能找到痴迷文字的灵魂。”
王超是东北人，有事要回老家时，他也不收书，只把书摊用防水布一盖。最久时，书摊有一个月没人照看，但回来后书仍旧在。
作家黎羌：老先生的新尝试
4月9日，黎羌的长篇奇幻历史小说《丝绸之路之法显西行》，以长篇广播连续剧的形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随着电子书、有声书等各种阅读媒介的涌现，在创作之初，已过古稀之年的黎羌就决定完成两种体裁的文字稿，即小说和广播剧剧本。
在黎羌眼里，法显是丝绸之路的“拓荒者”——法显年过花甲，独自闯河西、上西域、游天竺、下南海，既走完陆上丝绸之路，又走遍海上丝绸之路。
问题在于，写作之前，黎羌的手头资料只有一部法显所著而且残缺不全的游记体《佛国记》，大量篇幅从西域、天竺写起，国内史地文化寥寥无几。此外，游记中法显人生从60岁左右谈起，青少年、中年、壮年经历几乎是空白。
“为何不将法显的人和事放在丝绸之路的名人轶事和名胜古迹的大背景之中？”一筹莫展之际，山西春秋音像出版社重大项目主任张熔给了黎羌启迪。
黎羌便在《佛国记》基础上另辟蹊径，以《晋书》《高僧传》《世说新语》《博物志》《水经注》等史地文化书籍丰富素材。
撰写两种体裁的文字稿，黎羌形容这是在“历史和现实文体的两只车轮上跳舞”。创作中，他一边查阅古籍，一边学习借鉴古今中外小说家的创作经验，一年多时间沉浸在丝绸之路古今人物的生活中，用这些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解构小说的人物故事，创作出了法显西行故事。
在写作之余，黎羌还专门汇编了东晋时期的年表和法显大事记，撰写了关于法显东亚之行的调查报告。
“20年前，我出版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中提到过法显，8年前，我去过法显在古印度、斯里兰卡的故地遗址，这或许是之前早就结下的缘分。”黎羌说，希望通过小说和广播剧，让法显更真实、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