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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精神,塑造了我的灵魂
  □ 张书省
  我是伴随新中国成长的一代,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特别的感情,对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延安,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中描绘的场景,我一直念兹在兹萦绕心头……
  1972年夏,我随西北大学600多名工农兵学员和西安10多所高校的几千名师生,背着铺盖卷踏上了步行奔赴延安的旅程。风餐露宿,野炊跋涉,艰难夜行。当我们终于看到高耸的宝塔时,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边哭喊着“延安”“宝塔山”,一边发疯似的向前奔跑。搂定宝塔山的梦想实现了!年轻的心真是高兴、激动,感到热血沸腾。
  梦中的宝塔山,梦中的延河水,梦中的土窑洞,梦中的小米饭,在那一刻全部变成了现实。登凤凰山,走王家坪,上杨家岭,访枣园延园,在党的七大会址学习“实事求是”,在张思德墓前朗诵《为人民服务》,在毛主席和斯特朗谈话的石桌前领悟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四八烈士陵园重温“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地牺牲了……”的爱国情怀。其间,我们还到鲁艺旧址,追忆当年全国各地文艺青年和艺术人才奔赴延安的盛况,又去桥儿沟寻觅《白毛女》《兄妹开荒》的演出旧址,耳畔始终鸣响着《黄河大合唱》的震天歌声。
  返回西安途中,我们在南泥湾住了两晚,实地感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当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和非生产人员的大量增加,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空前严重的物质困难。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昔日荒草丛生、沼泽遍地的“烂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也从一句伟大的口号,变成了活生生的教材。同学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唱着《南泥湾》,人人心潮激荡、个个热泪盈眶!
  两年实习结束,我被分配到延安军分区,下派到富县直罗镇工作。这是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进入陕北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直罗镇战役”的地方,是被毛主席肯定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的地方。那段时间,每天去当地住户家吃派饭时,我都要询问当年直罗镇战役的所见所闻、细枝末节,他们讲述的每一段红军战士的英雄事迹,都让人肃然起敬。一有空闲,我就去爬小镇北边的山头,来到直罗镇战役烈士纪念碑下,心祭烈士惊天英魂,感怀烈士伟绩功勋。我还曾几次到毛主席当年指挥直罗镇战役的指挥部旧址景仰、联想、思考。
  后来,我返回学校当老师,成了班主任。我又带领同学们到延安参观遗址、劳动学习,聆听老革命、老英雄作报告。劳动英雄杨步浩给我们讲他拼命耕作、多产丰收的事,讲他去毛主席、朱总司令菜地帮忙的事,讲他带上小米去中南海看望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的事。号称“气死牛”的边区英雄郝树才给我们讲,他在战斗中肚子被打破肠子流出来,又忍痛把肠子塞进肚子用腰带一裹绑再继续战斗的故事,讲他在南泥湾开荒翻地,和一头耕牛比赛,把耕牛累趴下的故事……很多学生听红了眼睛。
  那些年,我经常去延安,登上宝塔山,伫立延河边,看延水潺潺,听延安的新发展故事。每次都有新收获,让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之路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有了更深刻的认同,更加坚定自己永远跟党走,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再后来,我被调到陕西省电视台做记者,去延安的机会更多,有时甚至一年要去好几次,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除了宝塔山,又登清凉山,参观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广播电台旧址,学习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革命精神和敬业精神,学习他们忠诚于党的新闻事业的坚定执着和慎微细致。也让我对自己要求更严,时刻警醒自己,做电视工作,对每一个画面和声音负责;写文字,推敲每一个句子、每一个词汇,乃至每一个标点符号。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年,延安不断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宝塔山的山根被砌上石块防洪,登塔的路从土路沙石变成水泥路、台阶路,塔下的绿化一年比一年美观漂亮。延安城里隔河相望的王家坪,河上修起了一座美观的新大桥,宏伟辉煌的延安革命纪念馆拔地而起,游人如织。纪念馆展厅总在美化,展品不断增加,看着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仰望毛主席、朱总司令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岸身影,总会让人热血澎湃、热泪盈眶。
  除了日常报道延安之外,1994年冬,我和其他记者专门到延长县采访拍摄了国家教育部表彰的下西渠村小学教师王思明艰苦办学的先进事迹。王思明是全国劳模,也是全国教育系统当年树立的典型,我们拍摄的电视专题片《为了娃儿们的明天》获得了当年度的中国教育新闻奖一等奖和陕西新闻奖一等奖。
  1998年,我和记者到延川县的刘马家圪塔村采访拍摄《秀美山川从这里起步》电视专题新闻,讲述在几千亩土地上退耕还林还草,3年间治理14000多亩塬崄土坡,带动村民脱贫致富的模范事迹。新闻播出后,在陕西、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2000年,我又到吴旗(2005年改名吴起)县采访退耕还林先进事迹。当时,吴旗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森林植被已达70%的地方,是卫星地图上中国北方由黄变绿最突出的板块。站在红旗山上,俯瞰这个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的革命圣地,我不断地回想,当初十万工农红军到达陕北时只剩几千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初期的岁月是何等艰苦卓绝、九死一生。我们采拍的电视新闻系列报道《绿水青山新吴旗》,后来被评为2001年度陕西新闻奖一等奖、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我有幸多次获奖,并被评为陕西省十佳新闻工作者和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成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高级记者、优秀党员,这固然离不开自己的不断努力,但我心里很清楚,没有党的教育和培养,这些成绩是不可能取得的。延安精神的学习熏陶和潜移默化,更是注入了我的血肉,塑造了我的灵魂。
  我在《新闻规行矩步和随“新”所欲》文集的跋中写到,新闻人第一要爱国,第二要敬业。要爱国爱人民,特别要热爱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老百姓,要热爱和同情处于社会底层的相对贫困弱势的群体,要具备吃苦精神和献身精神,具备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即使面临危险,面临牺牲也在所不辞。
  我们这代伴随着新中国成长的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尤其是绝大多数在党旗下宣过誓的共产党员更是身体力行的典范。延安精神,正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定信念、无畏牺牲、艰苦奋斗、永远向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境界。
  延安啊,伟大的延安,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啊,伟大的延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这儿起步!
  延安情怀,延安精神,早已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视作自己的崇高使命,我把党的新闻事业视作自己至高无上的事业,用心血浇灌、用生命实践、用成果兑现。延安深情,塑我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