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七十二贤之一的燕伋 　　□ 周玉彩
　　千阳三贤为燕伋、郭钦和段秀实。燕伋是孔子七十二贤之一，三赴鲁国，归来设教十八载，是西秦教育的创始人。郭钦是汉丞相司直，因不满王莽称帝归隐。段秀实是唐代人，在泾原之变中时任司农卿，因制止朱泚篡位被杀害，谥号“忠烈”。此三人历代受到千阳仕宦庶民的敬仰，由官方主导作为乡贤祭祀，传递弘扬以忠孝节义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
　　千阳未建三贤祠前，燕伋、郭钦、段秀等乡贤，牌位在县学内供奉。由于此三人功德卓然超群，明天启元年（1621），千阳知县夏之时在现在的城关镇修建了三贤祠，将燕伋、郭钦和段秀实放在一起专门祭祀，其规模、规格远高一般乡贤。
　　为什么千阳会在明代专门修建三贤祠？相关史料分析有两个原因，第一，明代千阳教育发达，人才辈出，仅考取举人就达28人，为历史之最，涌现出了张恕、张经、蒲嘉轮等名宦，这些贤达俊杰带动了地方教化和文风的兴盛。二是知县夏之时是千阳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官员，政绩突出，离任后邑人立有功德碑，夏之时重视教化在地方治理上的作用，在士绅支持下，建成三贤祠。从此，千阳三贤的地位从官方到民间得到确认。
　　明代修建的三贤祠前，有刑部右侍郎高攀龙撰写的碑文《三贤祠记》。关于这篇碑文的来历，与张舜典和冯从吾有关。张舜典是凤翔人，曾任湖北鄢陵县令，后辞官讲学。明天启元年（1621），升兵部武选员外郎，辞不赴任，晚年在陈村镇创办“弘仁书院”，广招生徒，培养造就了一批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宝鸡党崇雅、凤翔袁楷等人。张舜典在《重建三贤碑祠记》中，记载了高攀龙写《三贤记》的来龙去脉：时任工部尚书、关中书院创始人的冯从吾从张舜典那里得知夏之时修建三贤祠后，非常高兴，就请好友时任光禄寺少卿、刑部右侍郎的高攀龙写了碑文《三贤祠记》。由于高攀龙是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八君子”之一，这篇碑文的史学价值颇高，是研究燕伋、郭钦、段秀实的珍贵史料。
　　从明到清，在千阳任职的官员都很重视三贤在引导地方风气，启迪后人方面的独特作用。为了不让乡贤文化的根脉断掉，对祠堂毁了再修，坏了重建，可谓不余遗力。明末，三贤祠毁于战乱。清初，千阳县人口降至一千多人，国困民穷，时任知县王国玮把三贤的牌位放在县学内祭祀。清乾隆十六年（1751），千阳人口经济略有起色，知县侯钧到任即修三贤祠，工程尚未结束侯钧被调职。新任知县孙峦克服财力匮乏等困难续修，终使三贤祠完工。已担任武功县知县的侯钧受孙峦之邀，写了《重修三贤祠碑记》。
　　清道光十一年，知县罗曰璧又一次对三贤祠进行重修。罗曰璧是云南人，在千阳任知县11年之久，劝农桑、修县志，爱民养士，培植文风，政绩卓越。这次重修，前后持续五年时间，重修后的三贤祠，建筑规整、设施齐备，是一处祭祀三贤、教化后昆的邑中圣地。
　　祭祀乡贤，推崇敬仰地方名人，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文化现象，它蕴含了农耕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信仰和精神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数百年来，千阳三贤祠作为域内一处精神高地，对引导后人见贤思齐、崇德向善、教化风气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些做法对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仍然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