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峰
　　最早戴手表，是上世纪60年代初。那是父亲用圆珠笔在我瘦弱的手腕上画的。
　　那时，手表是稀罕物，一般人是戴不起的。一般人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就不错了，何谈手表。
　　戴上父亲画的手表后，我兴高采烈地向小伙伴们炫耀，他们看后，便纷纷让自己的家长画。小县城大都是农民，有的家长连圆珠笔也没有，便找有圆珠笔的本家、邻居，请他们代劳。一时，凑到一起的小伙伴们都亮出了自己的手表，比着谁的手表好。画的手表保存不了几天，蹭得不明显时，便又让家长重画。
　　第一次戴真正的手表，是借对门小伙伴小明的。那天，小明捋起袖子晃我和小伙伴们的眼，我们一时都惊呆了。那是一块真正的像扣子一样小的手表，窄窄的白金般的表带，在阳光下泛着耀眼的光。我们争先恐后地你摸摸、我摸摸，欣羡不已。突然，我发现陈旧发黄的表盘上，秒针动也不动，原来这是块坏表。小明说，这是他妈妈的手表，在箱子里放着，被他翻了出来。尽管是块坏表，我们仍为自己没有这样一块表而悒悒不乐。小伙伴们散去后，我恳求小明让我戴戴。戴上后，我又是摆动着胳膊看，又是抬起胳膊看，爱不释手。当我提出戴一中午时，小明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恋恋不舍地还给了小明。
　　过了两天，我又向小明提出借手表戴戴。小明可能已过了戴手表瘾，也可能不好再拒绝我这个好伙伴，竟答应我戴一天。这一天，我戴着小明这块破手表四处显摆。怕被人看出是坏表，就将表盘朝内；怕给人太张扬的感觉，就将袖子挽到手表似露非露处。时而装作不经意地捋捋袖子，时而装作看看几点，大过了一次手表瘾。
　　1974年到知青农场时，手表依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拥有的。有位女知青将母亲的坤表带到了农场，一直藏在箱底。有次偷偷戴了戴，不知怎么被场领导知道了，领导竟在大会上进行了不点名的批判，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使这位女知青好长时间抬不起头来。3年后，一位男知青藏在枕头下的手表不翼而飞，公社派出所前来破案，疑人偷斧似的盘问这个盘问那个，尤其是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心理上受到了伤害。
　　入伍前，父亲通过老乡当商业局长的关系拿到票证，给我买了块“上海全钢防震手表”。在当时，这款手表算是最好的了。在闲暇的几天里，我一天到晚戴着它，有时放在耳边或放在枕头下，听听它不停走动的钢音，实在是爱不释手。新兵要走时，我不得不把手表留在了家中。接兵首长虽没有强调新兵不准戴手表，但印象中，战士是不准戴手表的。作为一名新兵蛋子戴手表，肯定是影响不好。
　　果然，到部队后，战士中只有老班长和准备退伍的老兵，才敢戴手表。当我成为副班长后，我才让父亲把手表寄来。但我还不敢明着戴，只是上夜岗时偷偷戴，自我欣赏。准备退伍时，我才在光天化日之下，亮出了手表。自此，手表与我形影不离。
　　一般人戴不起手表的年代早已远去了，手表早已不是稀罕物、高档物，早已飞入寻常百姓家。昂贵的高档名表，已成为有些人显示身份地位的奢侈品，或成为有些人喜爱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