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锋故居纪念馆 记者 张宝勤 摄
　  开栏语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从1921到2021的一百年，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一百年，是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谱写气吞山河壮丽诗篇的一百年。一百年栉风沐雨，一百年砥砺奋进。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专栏，生动回顾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锤炼，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全面展现百年大党的梦想与追求、情怀与担当，团结引领全省人民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听党话、跟党走、颂党恩，凝聚立足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
　　□ 记者 张宝勤
　　驱车从西安市区出发，沿西安绕城高速行驶1小时10分左右，即可到达位于秦岭北麓蓝田县九间房镇街子村的汪锋故居纪念馆。
　　路不远却蜿蜒曲折，山不高却崎岖陡峭。汪锋故居纪念馆坐落于村子里一处平台上，门楣上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题写的“汪锋故居纪念馆”几个大字赫然在目，一棵硕大的青槐树像哨兵一样巍然耸立着。
　　汪锋，原名王钧治，1910年12月生于陕西蓝田县。曾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被誉为“秦岭之子”。
　　汪锋同志献身革命70余年，为新中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为党的统一战线和民族团结工作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事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后来者，也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半个“长征”
　　汪锋之子王又凯清楚地记得，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中至少有两个人参加过长征：一位是张德生，随红四方面军进行了长征；另一位就是他的父亲汪锋，随红二十五军进行了长征。但是，汪锋的长征只有“半个”，其中还有一个非同寻常、鲜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在陕西蓝田县张家坪被敌人包围，军代理政委汪锋与刘志丹、王世泰率领部队分头突围。在战斗中，汪锋腿部受了枪伤，潜伏到西安治疗。恰在此时，陕西地下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书记叛变。贾拓夫侥幸脱险后去往江西瑞金；汪锋得知情况后辗转陕南继续领导当地武装斗争和兵运工作，后因腿伤加重被迫去上海中央临时分局军委工作。
　　1934年，各主力红军先后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而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进入陕西境内。中央军委派汪锋以中央特派员身份联系红二十五军，恢复联络和协调该军与陕西地方杨虎城部队的关系。
　　1935年3月的一天，当汪锋乔装打扮、星夜兼程赶到陕西柞水县九间房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共产党员阎揆要所在团的团部时，看到一片混乱。原来仅在几小时前，红军设伏歼灭了该部的大部，旅长被俘。听了阎揆要的讲述后，汪锋当即向阎揆要表示会向红军解释清楚，释放此前在该部工作的地下党员张汉民同志。
　　汪锋顾不得吃饭喝水，就赶往红军驻地葛牌镇，向红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央文件精神，并一再解释，证明张汉民同志是自己人，要求马上放人。谁知，看押的红军不但误杀了张汉民，还怀疑汪锋是“反动派”，对他五花大绑，头套布袋进行看押。尽管在党的七大上追认张汉民同志为革命烈士，但“九间房事件”始终是汪锋心灵深处不愿触碰的“痛”。
　　从1935年3月“九间房事件”到当年9月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甘苏区永坪镇，其间共6个多月，汪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坑洼不平、崎岖嶙峋的山路上艰难跋涉，面对死亡威胁和内心痛苦的双重煎熬，作为“反动派”在自己人的看押下走完了长征路。
　　“‘半个’长征的故事，从另一方面说明革命是伟大的，但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艰难的。”王又凯说，父亲的长征确实和其他红军战士不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战斗，没有面对敌人枪口的牺牲，没有跌宕起伏、波澜壮阔史诗般的英雄壮举。
　　不辱使命
　　汪锋同志不仅是陕西地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西北红军的创建人之一，是豫鄂陕边区、陕南根据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更是西北地区党的统战工作的卓越领导人。
　　记者注意到，在西安事变期间，汪锋先后作为红军代表和中央特派员身份克服困难，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委派汪锋以红军代表的名义，持毛泽东、彭德怀同志分别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只身前往西安，同杨虎城将军会谈。汪锋同志历经艰险，克服困难，不辱使命，与杨虎城将军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达成了协议。
　　1936年9月，受周恩来同志委派，汪锋赴十七路军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杨虎城部特务二团团长阎揆要的协助下秘密建立团党委，设立电台，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同志关于不在杨虎城部搞兵变，加强与杨虎城的团结，促进杨虎城部队内部团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汪锋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参加了我党解决事变的有关工作，并奉命前往陕西潼关协助杨虎城部特务二团抵御国民党亲日派的进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又受周恩来委派，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蓝田杨虎城新组建的独立旅，协助旅长、共产党员许权中在秦岭布防。
　　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凡是接触过汪锋的同志无不为他开朗豪放的性格、肝胆相照的风范和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精神所感动。许多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和各界朋友，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峰聚义
　　在纪念馆里，“三峰聚义”的展板内容格外引人注目。
　　194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派汪锋到陕南地区接应中原突围部队，并在豫鄂陕边区开展革命工作。时任中共陕西工委书记汪锋带领胡达明、王知德、张兴才等一行人员，经乔装打扮跋山涉水赶到陕西蓝田。
　　回到家乡街子村后，汪锋一边委托父亲王金茂和地下联络员寻找地下党组织及隐蔽的游击队员，一边派人联系在敌伪乡保政权中担任职务的地下党员和同情革命的进步分子，很快就组织起一支60多人的游击队。新组建的蓝田游击队由李福林任队长、祝彦平任指导员，从此开始了秘密的武装斗争和革命活动。
　　同年8月24日晚，地下联络员传来消息说，当地国民党的民团要来搜坡，汪锋随即带领部分地下党员，连夜上了他家对面的三峰山（又名歪咀崖），并通知新组建的蓝田游击队全体队员在三峰山举义。翌日拂晓，汪锋顿感精神振奋、信心百倍，一股革命豪情涌上心头，遂在三峰山顶寺庙大殿的墙壁上写下一首诗《三峰聚义》。诗云：
　　夜半急趋上峰山，黎明俯首瞰秦川。豺狼当道成牙爪，荼毒生灵丧肺肝。壮士有生斯有责，恶魔不斩誓不还。东风吹起燎原火，他日挥鞭取长安。这首落款为“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在地下党员中广为流传的诗，激励着一批又一批三秦儿女为中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革命不止，奋斗不息。
　　据介绍，蓝田游击队建立后，汪锋提出在游击队中建立党支部，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和中共党员。利用当地群众基础雄厚、山区丘陵地带便于隐蔽等特点，开展了一次又一次游击斗争，有力地震慑了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
　　游击队白天隐蔽在荒山密林之中，晚上走下山崖筹粮借款，乘机打击地方反动势力。由于游击队出没无常、行踪不定，吓得许家庙乡、厚镇乡的乡保人员惊恐不安，纷纷逃进县城保命。随着时间的推移，游击队坚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根据地斗争，活动范围和影响不断扩大，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