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宏强
　　在亘古绵长、星河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册上，周人以酋邦小国颠覆执中原而统天下的殷商王朝，建立起立典守章、制礼兴乐、诸子争鸣绵延800年历史的周王朝，写下了中华文明演进历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回溯周族先祖徙地创业、拓土立国的宏阔历史，人文圣地、史迹流芳的帝都咸阳是其兴业之地，亦是其立国故土。从武功县郑家坡遗址到长武县碾子坡遗址再到最新发掘的旬邑县西头遗址，从彬州市传说中的周族圣母姜嫄活动的姜嫄街到姜嫄履巨人迹而孕生后稷的隘巷再到公刘墓地所在的龙高镇土陵村，从渭城区周陵园区的周文王到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再到周公、太公、鲁公等陵墓密集分布的周王陵，都印证和承载着周族先祖在咸阳这块热土上意气风发、不畏艰难，徙地而居、拓土立国的厚重历史。
　　迁豳而居——拓土立国的奠基之举
　　最新考古研究确认，咸阳市旬邑县西头遗址是迄今为止泾河流域发现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聚落之一，已发掘的120座墓葬年代集中在商末周初，为探索文献所载“公刘居豳”“古公亶父迁岐”等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考古学线索，为研究周文化起源与发展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考古学基点。
　　史载：尧帝时，任命爱好耕作务农的帝喾之子后稷为“农师”，主管农业；舜帝时，因事农有功将后稷封在邰地（今咸阳市武功县境内）。因而，从尧、舜、禹一直到夏桀时期，渭河流域的邰地成为周族先祖及其宗族和部落早期活动的一个中心地带。后稷之子不窋承袭父职直到夏太康治下，因太康治衰而失农官之位，遂率部族离邰地而奔“戎狄之间”（今甘肃庆阳一带）。
　　周族之兴，离不开后稷三世孙，亦即不窋之孙、鞠陶之子公刘，其忠诚厚道、勤劳刚毅、善治爱民、勇于开拓，振臂可呼万众，是很有政治远见和组织才能的古代英杰。公刘任周人首领后，率领周族部落避戎狄迁徙至豳（今咸阳市彬州市、旬邑县和长武县一带），继续传承后稷农耕之业，“教民稼穑，树艺五谷”，置军士、设官员、征贡赋，建立了以家族和宗族作为基层治理的殷商王朝治下的一个方国——古豳国。诚如朱熹《诗集传》谓公刘：“以整属其民，上皆统于君，下则各统于宗”，即豳国的平民阶层既各统于各自所在的家族和宗族，又共同拥戴公刘为国君。
　　从不窋到鞠陶、公刘、庆节（公刘之子）等先贤，周人先后历11代，积累世之功终于建立起超越前人的业绩。自公刘始，“豳”始终是周人的政治中心，即“治邑”所在，而先公不窋、鞠陶施治之时的甘肃庆阳一带已成公刘及其子庆节治豳的“行邑”所在之地。故有学者将“豳”分为北豳和南豳，称当时的甘肃庆阳区域为“北豳”，咸阳彬、长、旬三县市区域为“南豳”，是为学术研究之便所称。
　　公刘当政时初显“周道之兴”，周人由“酋邦时代”迈入了早期的国家发展之道。及至公刘的十世孙古公亶父时，古豳国的势力范围到达了东控陕甘交界的子午岭、西抵纵贯宁夏和甘肃的六盘山脉、西南达陕西中西部陇山一线，中心在泾河上游彬州、长武、旬邑一带，即以豳地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繁庶兴旺、实力日盛的邦国。
　　蓄力生产——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
　　查考周人迁徙的路线并解析其迁徙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夏商王朝统治后期，国势衰微，周作为其方国，无法得到其有力的保护，周边戎狄等部落的侵扰，迫使周人离开原有的生存之地；二是寻找更适于农业生产或畜牧业生产的良好自然环境，沿漆水、沮水至泾水、渭水等水系布局安居之所、优化生产之地，组织部族从事生产，开辟新的发展空间。从民之生到族之旺、从产之兴到国之强，是周人矢志奋斗的方向、更是他们追求发展的路径。历经数次大规模的迁徙，周人始终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以坚定的信念开辟农耕文明、培育立国之业，在居豳的400多年间，一边大力发展农牧业，一边着手促进手工业发展，从生民到富国再到强兵，豳地终成“周家立国之本”。
　　长武县碾子坡遗址显示，在周人居豳这一历史时期，其社会生产确已承“隆播种”的“后稷之业”而有所变革，逐步由单纯的农业向畜牧业延伸，呈现出农业和畜牧业并举的特点。在农业生产领域，周人开始使用多种不同用途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用来刨地起土的安有长木柄的石锤斧（锄），以及用来翻松土地的牛胛骨所制骨铲（耜），据考可能还有木质农具，当时应该说已经达到锄耕和耒耜耕作并行的水平。在畜牧业发展方面，周人依据豳地山川塬兼具、森林深广、牧草丰茂、林果满山、兽鸟成群的自然生态，一边承袭先辈“复修后稷之业”发展农业生产之功，一边“贬戎狄之俗”融合吸收改造当地戎狄的畜牧狩猎文化，除畜养猪、羊、马外，养牛尤其发达。也就是说，经过辗转迁徙定居豳地后，周族部族实施了一次农耕文化与畜牧狩猎文化相融合的变革，这使得周族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释放。
　　在手工业方面，在周人居豳的这一时期，最有特色的是制陶业。他们已经能够建成由窑室、窑箅和火膛组成的结构颇为进步的烧陶窑，用来烧制陶器。还有骨器业、玉石业、木作业、纺织编织业等等。除此而外，这个时期，周人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多种不同功能的青铜武器和工具之类的制品已经比较普遍，如铜镞、铜锥，还有“仿铜陶尊”以及仿铜镞式的倒刺双翼式骨镞。事实上，这个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已经与军事发展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族人兵士为主体，形成了“亦农亦兵”、兵农合一的邦国武装。也正是基于此，周族的生产秩序相对稳定，方国的安全发展也得到了有效保障。
　　远谋善治——开创基业的胜战之策
　　史称“三代”的夏商周，在政治治理上以改朝换代前后兴替的形式存在，而三者在文明演进上却是以平行并进的方式经略。夏、商中央王朝统治时期，周族部落以其治下的方国而存在，偏居一方缓慢发展，后稷时虽地处西僻却能承“天命”种谷育民，向夏陈其君臣之道，开始了求民生而积其力的征程。夏灭商立，作为西居的偏僻小国周失掉了夏稷官的领属，促其“纂修其绪，修其训典”，坚持“事于夏”而“修于商”的臣服之策，及至周朝建立前文王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况下，仍“以服事殷”，在接受中原王朝的政治统治的同时广受中原文化先导作用影响，从不窋离邰地到公刘建豳国，不断扩大所能控制地域及势力，在远谋与善治中实现了国土的拓展和周族的发展。
　　周人治豳传至第12代古公亶父时，由豳迁至岐下。《史记》载：古公亶父居豳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瑜梁山，止于岐下”。其中披露了迁徙的浅表之因，即躲避薰育戎狄的侵扰。而《诗经·鲁颂》云：古公亶父“迁岐之阳，实始剪商”，则从深层揭示了周人迁岐是因乎时势，欲拓豳一域之地而“肇基王迹”的宏图大志。
　　据《周本纪》上推，古公亶父迁岐约为商王廪辛、康丁之时，古公亶父出于政治原因娶当地姜部落的太姜为妻，“谋事必于太姜”，融合了姜部落文化的先周文化在关中地区取代商文化而日渐兴盛。由兴文至善治，作为执掌商属周方国的首领，古公亶父“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筑城郭而建王邑、设官职而掌治权、立宗教而重祭祀，同时推行“奉勤于商”的事于商而令天下的政策，以清除商王朝外患的名义推动了在岐下的扩张，在不断完备的治理中撬动了周早期的国家不断走向成熟。
　　古公亶父、季历、昌三人分别被周人尊为太王、王季、文王，以“哲王”“三后”颂称。史载古公亶父不传位于长子太伯而择少子季历为嗣，乃是看到季历之子昌有“圣瑞”而传位季历，以便日后可让季历再传位于昌。太伯深察父意，即与其弟仲雍“亡如荆蛮”，留下了让位于昌的千古美名，而这恰恰是领古公亶父之意，率远征之师经营南土的远谋之策，实为“翦商”方略之始。此后，周人经季历事商而伐诸戎、文王逾国界则征贤士，力争商王朝所认同的“用显我西土”政治策略，积力而强国，至武王时伐纣而终成“翦商”大业。
　　千古兴亡多少事，千年帝都焕新颜。从后稷封于邰、不窋“奔戎狄”到公刘徙豳地、古公迁岐下，周族先祖在咸阳这块热土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迹，也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积淀勃发厚植了深厚根脉。
　　[作者单位：咸阳市政协文史馆（市政协宣传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