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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里的老屋
□ 辛恒卫
我家的老屋在秦岭深处镇安县程家川背阴的山坡上。从我刚记事起，老屋还是两间不足40平方米的草屋，那还是爷爷辈建起来的。直到1970年，父亲又在草屋旁边盖起了与草屋同样大小的房子，同时把草屋也翻新了，全部换成了青灰色的瓦屋。
行路难是山里人心中最大的痛。从老屋到西口镇差不多有20里的山路，途经龙洞坡、洞沟口、两里洼，下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坡又一坡，真所谓“看到屋走到哭”。
山里人要把自家产的核桃、板栗、柿子、鸡蛋、香椿、桐籽等土特产运出去换钱，再买回油盐酱醋，全靠肩背人扛，一出一进，一下一上，累得骨头都能散架了。
挑担艰难，也蕴藏着商机。于是，就有了一帮专门靠挑担谋生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担脚的”。从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他们脚穿草鞋，上身赤裸，肩膀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浑身黝黑油亮。由于常年挑担，很多人双肩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老茧，有时还翻着一块块磨破的肉皮。担脚的人不穿上衣，不是因为流汗多，而是爱惜衣服，怕扁担把衣服磨破了。
我家东头有一个靠担脚维持生计的回族干叔，他经常从西口镇往县城送鸡蛋、核桃、板栗、柿子、天麻等物资，一次去路上大概要三天时间；再把城里的油盐、火柴、香烟等百货担回来，又要三天，百里百斤往返一趟也只能挣十块钱。
山里人做梦都盼望着山里也能像外面一样，有条宽阔的马路，可以开汽车进出。
老屋后的半山腰有一条小水沟，平时沟里的水量极小。于是，居住在山坡上的十几户人家组织起来，在水沟低洼处挖了一口浅井，再把水引进水井里，一天也只能积蓄两木桶清水，山上人早晚排队等水吃是常有的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居住在山坡上的人每户出了五百多块钱，请来镇上水保站的技术员，找到一处水流量较大的水源，买来水泥和石沙，修建了一座两米多深的蓄水池，水管接到每家每户，俨然和城里的自来水一样。这让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兴奋了好久。
我19岁那年当了兵，来到甘肃武威服役。对于我来说，老屋窗前的灯光是我心里最温暖的记忆。
山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日间劳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夜间照明的材料。那时候，山里人晚上用来照亮的东西大多是麻籽油，当地人说麻籽油既能炒菜吃着香，也能点着灯儿亮。
我家也有一盏专门点麻油的灯。制作方法很简单，用粗铁线胡乱缠成一个小筐，在小筐里放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子，瓶子里装上麻油点着，四周便一片光明。
在我参军的第一年，也就是1980年，父亲来信说，家乡已经开始用煤油点灯了。还说二弟看书学习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写作文、做练习题。为了鼓励二弟考大学，父亲说，你弟兄几个如果都想考大学，煤油我管够。
煤油灯亮度不够，经常要凑得很近才能看得清，二弟看书时额上的头发经常被灯火烧焦，鼻孔也被熏黑。每次早上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笑眯眯地盯着学生们的头发和鼻孔看一看，哪个的头发被烧焦了、鼻孔熏黑了，说明头天晚上看书用功了，于是就表扬一番。
老家的巨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最早是通电。政府下大力气修建电网，高压线穿山越岭接到山里，各家各户都装上了电灯。从此，山里人丢弃了熏人的麻油灯和昏暗的煤油灯，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拥有干净、明亮的灯光，开始有了丰富的夜生活。
通电的那一天，山里人比过年还要兴奋，山坡东边的吉庆、吉印两位回族干叔，高兴地打开一瓶珍藏了十多年的西凤酒，两兄弟喝到酒瓶见底；山坡两边连狗娃邀了几个小伙伴打扑克，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还以为是电灯在亮。
有了电，各家各户都买了电视机，从此能天天看新闻、看电影、看连续剧，坐在家里就可以了解山外的世界。接下来，电冰箱、电磁炉、电热毯等电器陆续走进山里人的家，山里人的生活也开始讲究起来，平时谈论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也经常谈到美伊战争、奥运会等话题。
与通电不同，山里通上自来水的事倒是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原因是山里人喝惯了山泉水，基本上都能引水到家。不同于自家弄的小蓄水池，接通的自来水是经过蓄水、沉淀和相关检测才流进家里的，比原来直饮的山泉水更加健康、安全和方便。山里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觉得这比较平常罢了。
山里人最开心的是公路的修通。起初，村里向上级申请了扶贫款，从河道里修整了一条简易的车路，运货的农用车、卡车从此都能开进山里，方便把山里的山货运出山，以前靠担脚维生的脚夫从此消失。
去年清明节回老家，族哥恒义对我说，明年过年恐怕不能在老家过了。我问他为什么，族哥说，刚刚接到消息，政府规划要新修一条通往程家川观光旅游的循环景区大道，老屋正好处在大道的路基上，很快就要拆迁了。
族哥对即将搬迁的事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的新家准备安置在村委会所在地的青树坪附近。别的不说，孙子上学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这是他最关心的头等大事。
站在老屋前，我感慨万千。老屋寄托了我太多的情怀，靠担脚生活的回族干叔，老屋后的小水沟，冒着油烟的麻油灯、煤油灯……老屋也见证了村里的沧海桑田，它已深深地融入我生命的印记里。
我家的老屋在秦岭深处镇安县程家川背阴的山坡上。从我刚记事起，老屋还是两间不足40平方米的草屋，那还是爷爷辈建起来的。直到1970年，父亲又在草屋旁边盖起了与草屋同样大小的房子，同时把草屋也翻新了，全部换成了青灰色的瓦屋。
行路难是山里人心中最大的痛。从老屋到西口镇差不多有20里的山路，途经龙洞坡、洞沟口、两里洼，下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坡又一坡，真所谓“看到屋走到哭”。
山里人要把自家产的核桃、板栗、柿子、鸡蛋、香椿、桐籽等土特产运出去换钱，再买回油盐酱醋，全靠肩背人扛，一出一进，一下一上，累得骨头都能散架了。
挑担艰难，也蕴藏着商机。于是，就有了一帮专门靠挑担谋生的人，当地人叫他们“担脚的”。从这些人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他们脚穿草鞋，上身赤裸，肩膀上搭一条擦汗的毛巾，浑身黝黑油亮。由于常年挑担，很多人双肩上都有一层厚厚的老茧，有时还翻着一块块磨破的肉皮。担脚的人不穿上衣，不是因为流汗多，而是爱惜衣服，怕扁担把衣服磨破了。
我家东头有一个靠担脚维持生计的回族干叔，他经常从西口镇往县城送鸡蛋、核桃、板栗、柿子、天麻等物资，一次去路上大概要三天时间；再把城里的油盐、火柴、香烟等百货担回来，又要三天，百里百斤往返一趟也只能挣十块钱。
山里人做梦都盼望着山里也能像外面一样，有条宽阔的马路，可以开汽车进出。
老屋后的半山腰有一条小水沟，平时沟里的水量极小。于是，居住在山坡上的十几户人家组织起来，在水沟低洼处挖了一口浅井，再把水引进水井里，一天也只能积蓄两木桶清水，山上人早晚排队等水吃是常有的事。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居住在山坡上的人每户出了五百多块钱，请来镇上水保站的技术员，找到一处水流量较大的水源，买来水泥和石沙，修建了一座两米多深的蓄水池，水管接到每家每户，俨然和城里的自来水一样。这让居住在山坡上的人兴奋了好久。
我19岁那年当了兵，来到甘肃武威服役。对于我来说，老屋窗前的灯光是我心里最温暖的记忆。
山里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除了日间劳作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缺少夜间照明的材料。那时候，山里人晚上用来照亮的东西大多是麻籽油，当地人说麻籽油既能炒菜吃着香，也能点着灯儿亮。
我家也有一盏专门点麻油的灯。制作方法很简单，用粗铁线胡乱缠成一个小筐，在小筐里放一个用过的墨水瓶子，瓶子里装上麻油点着，四周便一片光明。
在我参军的第一年，也就是1980年，父亲来信说，家乡已经开始用煤油点灯了。还说二弟看书学习很用功，每天晚上都要在煤油灯下写作文、做练习题。为了鼓励二弟考大学，父亲说，你弟兄几个如果都想考大学，煤油我管够。
煤油灯亮度不够，经常要凑得很近才能看得清，二弟看书时额上的头发经常被灯火烧焦，鼻孔也被熏黑。每次早上老师上课的时候，经常会笑眯眯地盯着学生们的头发和鼻孔看一看，哪个的头发被烧焦了、鼻孔熏黑了，说明头天晚上看书用功了，于是就表扬一番。
老家的巨变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最早是通电。政府下大力气修建电网，高压线穿山越岭接到山里，各家各户都装上了电灯。从此，山里人丢弃了熏人的麻油灯和昏暗的煤油灯，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拥有干净、明亮的灯光，开始有了丰富的夜生活。
通电的那一天，山里人比过年还要兴奋，山坡东边的吉庆、吉印两位回族干叔，高兴地打开一瓶珍藏了十多年的西凤酒，两兄弟喝到酒瓶见底；山坡两边连狗娃邀了几个小伙伴打扑克，第二天太阳都出来了，还以为是电灯在亮。
有了电，各家各户都买了电视机，从此能天天看新闻、看电影、看连续剧，坐在家里就可以了解山外的世界。接下来，电冰箱、电磁炉、电热毯等电器陆续走进山里人的家，山里人的生活也开始讲究起来，平时谈论的话题也不再局限于家长里短和鸡毛蒜皮，也经常谈到美伊战争、奥运会等话题。
与通电不同，山里通上自来水的事倒是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原因是山里人喝惯了山泉水，基本上都能引水到家。不同于自家弄的小蓄水池，接通的自来水是经过蓄水、沉淀和相关检测才流进家里的，比原来直饮的山泉水更加健康、安全和方便。山里人也懂得这个道理，只不过觉得这比较平常罢了。
山里人最开心的是公路的修通。起初，村里向上级申请了扶贫款，从河道里修整了一条简易的车路，运货的农用车、卡车从此都能开进山里，方便把山里的山货运出山，以前靠担脚维生的脚夫从此消失。
去年清明节回老家，族哥恒义对我说，明年过年恐怕不能在老家过了。我问他为什么，族哥说，刚刚接到消息，政府规划要新修一条通往程家川观光旅游的循环景区大道，老屋正好处在大道的路基上，很快就要拆迁了。
族哥对即将搬迁的事特别开心，因为他们的新家准备安置在村委会所在地的青树坪附近。别的不说，孙子上学的问题一下子就得到了解决，这是他最关心的头等大事。
站在老屋前，我感慨万千。老屋寄托了我太多的情怀，靠担脚生活的回族干叔，老屋后的小水沟，冒着油烟的麻油灯、煤油灯……老屋也见证了村里的沧海桑田，它已深深地融入我生命的印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