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线庐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也培养了一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在这一过程中，郑天挺先生不但参与始终，更是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其间始终坚持写日记。在日记中，他以一位历史学家的严谨细致，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留下了十分详尽的记录，甚至定期记录鸡蛋的价格。无论是在长沙、桂林、蒙自、昆明还是大理，他每到一地都会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当时或许看似平常，但在今天看来却都是弥足珍贵的史料。
　　郑天挺先生在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主任等职务期间，总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处理各种工作和人事，纷繁错杂。比如经费的申请与分配、宿舍的建设与管理、岗位的设置与变动、教工的安顿与调动、学生的招收与教育等事务，均要一一过问。而郑天挺先生在此时，也充分展现了为教育事业奉献的无私热忱和超人才能，使得每件事都得到了妥善解决。西南联合大学的成绩彪炳史册，郑天挺先生功不可没。
　　从日记中我们还能看到，郑天挺先生朋友众多，并一直住在集体宿舍，且因为岗位特殊的缘故，接待、拜访几乎是每日的“必修课”。除了公务应酬之外，郑天挺先生的交际绝大多数属于学人交往，如与梅贻琦、蒋梦麟、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潘光旦、董作宾、钱穆、姚从吾、叶企孙、闻一多、林徽因、吴大猷、吴宓、朱自清等。特别是与北京教育界、文化界的交往，如余嘉锡、陈垣、沈兼士、俞平伯、启功、溥雪斋、周祖谟、黄公渚、黄君坦更为密切。所以，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的很多重要人物都可以从郑天挺先生日记中找到线索。
　　郑天挺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社会有很深的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记载，变化情况，堪称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合大学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读之令人赞叹不已。
　　总之，《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是我学习进步的榜样和动力所在。